Graham Willett博士
墨尔本大学人文学院的学者、教授，研究澳大利亚同性恋政治运动史，也是墨大荣誉毕业生。他也是澳洲同性恋档案馆的委员会成员。
出版书籍有：
Living out loud: a history of gay and lesbian activism in Australia, St Leonards, N.S.W.: Allen & Unwin, 2000.
采访于2018年展览前。此文原发表于琬笛的同名微信公众号
酷儿（Queer）
用来统称社会上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诸如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等非异性恋者。通常这个词是为了摆脱受污名化的相关名词。酷儿一词来自英文“Queer”，本意指“古怪的、与通常的不同的”，与odd同义。
但从1980年代开始，这个词在同性恋族群中被广泛的使用。其指涉对象亦变为那些对性爱表达方式所持立场与传统标准不同的人，而不一定是同性恋者。许多同性恋、双性恋、甚至部分性爱方式与一夫一妻异性婚姻有所不同的异性恋者都接受了酷儿这个称呼。
在学术界，酷儿是与酷儿理论的研究方法和认知方式联系在一起的。酷儿研究现在在很多大学都是一个学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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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琬笛）相较之下，对于酷儿群体来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尤其是在校园内。
您的文章中提到当时同性恋运动积极分子正忙于应付艾滋病。您觉得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导致了80年代相对较少的校园运动？
（Dr Willet) 首先，原因之一一定是70年代酷儿群体的运动太成功了。在80年代他们的成功在于两方面 — — 第一个方面是把以往的动力化作参与。在实现了他们感兴趣和热衷的特定改革后，他们就可以退出激进主义。毫无疑问的是，我们会再次看到这一点 — — 随着2018年婚姻法的改革，许多人将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或者将经历投入到非同性恋政治上。
另一个方面是他们成功将同性恋运动打入主流政治运动，而非简单的直接运动。政治家和领导对讨论、游说和辩论持开放态度；还有在运动中很引人注目的部分是，抗议、示威、冲击和对抗变得不那么普遍。当然，不是说这些情况不再发生，而是这些比以往更少了。很多人认为这场运动进入了一个衰退期，或者用运动理论术语来说叫“停滞期”。我认为这不是真的 — — 我认为其他策略之所以瞩目，是因为这场运动及大地改变了政治格局，为其他类型的激进主义提供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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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学生在酷儿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至少从20世纪50年代起，学生激进主义就倾向于左翼。当同性恋运动 (最初称为同性恋运动而不是如今的酷儿)…
